1　前言
( ^2 `7 Z$ u0 }6 p* h# l& a
3 k: ?3 q# ?) V" S2 P3 ~2 N2 u　　城市化水平是一国的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结构性特征，也是衡量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1]。关于滞后的成因，许多学者做过有意义的研究。笔者从区域发展不平衡这个角度探究我国城市化水平“滞后”的成因，并且以统计分析的方法测度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发展关系，论证区域发展差异与总体城市化水平滞后间是否具有关联性。! w) ]: M5 E8 O& i) m2 n6 f: u5 c
　　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广的大国，区域间的发展极不平衡。在某种程度上可说中国的经济系统实际上是由若干个发展特征不同的、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区域经济体所组成。各个局部区域的组合形成总体，但总体的特征不一定代表各个局部区域的特征。因此，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极不平衡大国而言，城市化发展问题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总量分析上。对区域之间的差异情况的分析及理解有可能导致对总量及总体特征的更准确把握。$ h- ?0 k( l* ~2 C6 R7 A! X

; R2 d4 d9 n6 k7 X2　城市化水平“滞后”成因分析的多种观点4 z2 B5 ?: x- v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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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我国城市化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成因，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有以下一些观点：0 \! s+ I. I! V9 c3 S3 X. _% J
　　2.1　户籍制度对人口自由流动的限制。在我国，户籍制度已经远远超出人口管理方式的意义，而是与居民的政治经济利益分配紧密结合，职业、住房、教育、福利、土地、社会地位等方面全面树立起了阻碍人口自由流动的屏障。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已经形成一种共识，并且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 O) o' J! |. }0 |8 V2 u8 [4 O
　　2.2　二元经济体制下，以乡镇企业发展为主的“进厂不进城”的特殊工业化道路。这种工业化方式削弱了工业化对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带动作用。对此，石忆邵[2]等许多学者都做了深入探讨。) S' x8 ]1 v1 f2 _6 }* ]/ m
　　2.3　农村土地产权流转问题。由于目前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没有赋予农民处置、流转土地的权利，同时又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阻碍了农民向城市的迁移。农民由于不愿放弃作为生存保障的土地，从而不愿永久迁移，阻滞了人口的自由流动。曾永昌(2001)[3]郑凌云(2003)[4]等人都提出了这种观点。( f( }9 ]  P4 s; D' y& b" e
　　2.4　劳动生产率问题。叶裕民(2002)[5]称之为“工业化的结构性弱质”，也就是轻重工业的技术结构不合理。一般而言，重工业是技术密集型，比较劳动生产率高。而我国却违反常理地轻工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高于重工业，原因主要是外资与技术的注入使轻工业站在一个具有后发优势的起点上。其结果则是应该技术进步的重工业没有实现技术进步，应该大规模吸纳劳动力的轻工业技术进步过快，没有起到应有的吸纳作用。7 l* t0 d% v( s
　　2.5　还有我国发展历史上的战略与认识的原因。王小鲁与夏小林[6]指出，建国以来的很长时期，在“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发展政策指导下，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被忽视和压抑，使大部分城市变成了功能不全，结构失调的单纯的工业基地。而1960～1970年代为备战而实行的“山、散、洞”的“三线”工业建设布局政策，也使工业进一步远离城市，失去了基础设施的依托，又影响了城市发展。  g0 D* v, }, `/ b( w6 ]
　　上述观点从不同角度探讨和揭示了我国城市化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成因，有其说服力。当然，改革开放以来情况已发生了很多变化。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相当市场化，户籍制度、用工制度、土地流转制度以及人口迁移管理、产业发展政策等都与以往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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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k4 Z% ~- C. J+ A8 i3　经济发展对城市化拉动效用的边际递减原理$ p% W0 N" U1 n) o( }

0 a7 J& T9 S+ E- b+ R　　边际效用递减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可以证明，在经济发展对城市化的带动作用方面也存在着相通之处。  o- u8 B( `0 c) E* N& e4 t% i
　　一国的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存在着相关的规律，这种规律突出地体现在城市化水平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着对数曲线关系。在1970～1980年代，钱纳里[7]、周一星[8]等人都曾论证了这一点。笔者[9]也曾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即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经济发展对城市化发展水平的拉动作用是不一样的；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相当高度后，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下同)的进一步增长将不再导致城市化水平的持续显著提高。图1为根据1999年世界各国数据构筑的城市化率与人均GDP的对数关系模型曲线。
9 B2 ]/ A  o5 Y8 i+ t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其内部的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水平的关系也是基本符合这一对数曲线关系的。对我国2000年各省城市化率与人均GDP进行相关分析，相关度较高，相关系数为0.941，在0.01水平上显著，其关系曲线如图2所示。
: [7 o' o0 i$ a+ S& s　　城市化率与人均GDP的一般关系曲线显示，随着人均GDP的增长，一国或地区的城市化率将逐步提高。然而这种带动的作用随着人均GDP水平的提高逐渐趋小。表现为曲线逐渐收敛，曲线上各点的斜率逐渐减小。
6 p, c# T3 a$ I7 v& X　　将单位人均GDP的变动对应的人口城市化率的变化(△ULR/△GDP即曲线上各点的斜率)作为衡量经济发展对城市化的边际带动作用，那么这种作用是递减的。如图3所示：经济发展初期，单位人均GDP的增长对城市化的边际带动作用相对较大；而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这种边际带动作用将逐渐减小，如图3所示。
8 j# e' c. F; ]6 ^* ^8 v　　这是因为，在城市化的起飞阶段，经济增长的推动来自非农业部门的增量式扩张，人口转移主要在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之间进行——以农业人口向工业人口与服务业人口的转化为主，因而对城市化的带动作用很大；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经济增长的推动来自非农业部门内部分工的深化，科技和知识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大大提高，发展方式有了质的变化。在这一条件下，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对城市化的外延发展的带动作用也就逐渐减小了。

经济发展对城市化的边际带动作用递减原理可以概括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城市化水平具有带动作用，这种带动作用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减小，减小的速率依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及发展的外部条件等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8 G# M5 h2 D' w; S; N　　一些国家的发展历程还表明，在特定文化、经济等背景下，这种带动作用可能减小至负值。也就是说，在一些国家或地区有可能最终出现“逆城市化”的现象。( u) n' e! i) ]8 N
　　 , l7 Y6 o( @8 k: K; P. t

1 S  n) j2 P5 W# ~　　图1　1999年世界148国城市化率与人均GDP的一般关系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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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2000年中国各省城市化率与人均GDP回归曲线
/ V' _: z; ~# p) ]& k* ^7 h　　注：我国的曲线形态与国际回归曲线形态有所不同，是由于我国的曲线对应于国际回归曲线上的一段并被拉长了。我国曲线的横轴为0～4000美元，而国际曲线的横轴为0～40000美元。+ L1 @) R1 c"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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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_/ y8 u) ^4 U- J$ m0 i7 p% P　　图3　经济发展对城市化的边带际带动作用示意图
' d& W( \8 M! R　　注：曲线上各点斜率的变化表现为双曲线形态，因为其对数曲线的导数为1/x。! B! B$ }9 s8 k4 b- Y4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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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区域经济差异过大对总体城市化的滞后效应
) }: K5 q) g- ?, i& z/ o- P" B　　4.1　理论表述
  Z; {8 N5 S/ A, b2 Q　　在讨论了经济发展对城市化的边际作用递减原理的基础上，可进一步探讨区域空间经济差异对整体城市化水平的影响。区域经济差异是指一国内部的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的差异情况。7 S1 @7 s5 W5 y. l6 T3 o
　　由于经济发展对城市化的边际效应递减，对于一个区域差异相对大的国家而言，经济发展相对集中在若干发达地区，而当发达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后，人均GDP的进一步增长所带来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幅度相当小；因此与一个空间发展较为均衡的国家相比，该国的总体城市化水平要低于其经济发展的水平。这种情况对于大国而言尤为明显，因为小国的经济一体化水平一般是比较高的。在笔者做过的大国与小国的国际分组比较分析中[10]，大国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轨迹往往差异很大，这正是一种印证。
7 j0 k0 d. v  w$ |2 a7 Q　　需要指出的是，上面用到的是区域经济差异“相对较大”的概念。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区域差异的存在是绝对的和不可避免的。但这并非意味着应容忍区域差异程度的不断扩大。各国的发展表明，过大的区域差异将会对一国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 j4 |" A2 H# c( B　　区域差异对整体城市化的滞后效应可以表述为：在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协同进程中，对于一个空间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的国家而言，相对较大的区域差异，将造成一国总体城市化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越大，城市化滞后程度越大。! D/ l0 T8 _6 V/ H
　　4.2　数学方法的证明3 a. V+ C- B% J1 [6 [% x  l
　　以下以数学上的逻辑证明作为上述讨论的补充。
+ I0 H4 G6 W. u, O  k9 y# V9 e( L　　在此，借鉴经济地理学研究中常用的两区域法，假设一国的区域差异相对较大，那么就存在一种合理的划分方法，将该国划分为人口相等的两个区域(如图4所示)，两个区域之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相等。设这两个区域为A与B，A区的人均GDP为N，B区是A区的γ倍，即为γN，两区人口均为P，则这两个区域的各项主要指标情况如表1。) M0 E8 I& F- m% x- y) B
　　
! I/ O/ Z' q& l2 t* v7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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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　两区域划分法示意图
0 C( w5 _9 @: T, {4 U- h: b　　4.2.1　如要证明区域差异对城市化存在滞后效应，只需证明：Ue>U) ^. P/ r7 [0 L7 v
　　而U=(UaP＋UbP)/2P=[(α1nN＋β)P＋(α1nγN＋β)P]/2P
8 W- d, Z' F$ W) S6 E　　Ue=α1n[(NP＋γNP)/2P]＋β
8 O. Y' o2 N# K, }2 W  R# }　　整理得1n[(1＋γ)/2]>1nγ/2
( A4 X; {  h; L" _6 ^$ X' z　　由于对数函数是增函数，只需证明(1＋γ)/2>γ1/2/ a4 l. Y3 \0 z! M! e
　　两边平方，得1＋γ2-2γ>0" b1 a0 `' h/ h3 p" Z
　　　　　　　即(1-γ)2>04 c5 V# e4 ?8 A" C, b  [# G/ t. C
　　由于区域差异存在，γ≠1且γ>0，因此不等式成立。
: m- d+ P+ {9 Z! Q# @　　4.2.2　如要证明区域差异越大滞后效应就越大，只需证明γ越大，UUe越大。3 g+ y; A* Y( S
　　而U-Ue=[(α1nN＋β)P＋(α1nγN＋β)P]/2P-α1n[(NP＋γNP)/2P]-β1 @  V1 L% z! c1 d( I/ z: R6 m
　　整理后=α1n[γn2/(1＋γ)]＋α1n(2/N)
+ A+ L/ n4 B9 Y. n　　由于γ/(1＋γ)=1-1/(1＋γ)是增函数，即γ越大，γ/(1＋γ)越大，上面多项式也越大，因此γ越大，U-Ue就越大。5 `. L3 d- a! f8 k
　　通过以上两个步骤的数学证明可以支持前面的理论推论，那就是说在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它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存在区域差异的国家的总体城市化水平将低于区域相对均质发展国家的水平，并且区域差异越大，城市化水平的滞后程度就越大。
& v; j0 e. Q) I2 @7 y% q　　4.3　区域经济差异对总体城市化水平影响的国际统计研究
6 _! A, g$ L# T: R/ m　　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下面通过国际比较研究来进一步证明前面的观点。
& Z* k3 |6 R( D  ^　　对于在统计分析中衡量指标的选取问题，对中国这样含多个地区的大国，需要用概括性的指标来反映差异的水平。在此，用标准差[12]来衡量绝对差异，用变异系数[13]表示相对差异。变异系数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区域差异指标。
- n/ Y1 j% K6 n# `4 Y　　将经济发展区域差异的指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加权变异系数，作为各国城市化滞后与一般水平程度的解释变量，对世界部分大国的有关指标进行分析(见表2)。) M( M. g. t( L
　　对这些国家的人均GDP的加权变异系数与城市化率相对于标准值的偏移量的百分点两个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相关系数为-0.580，在0.05水平上相关关系显著。作散点图分析，如图5。
+ L' d$ }& z7 I7 z% p* `　　从上面的散点图与拟合曲线可以看出，一国的区域经济差异的加权变异系数在0.18左右时，其城市化水平将相当于模型回归的标准水平，可以称这个区域差异水平为一般均衡水平(区域差异总是存在的，不存在绝对均衡的情况，即变异系数不可能为零)。

并且一国的区域经济差异与该国总体城市化水平相对于标准值的偏移量呈反相关：当一国的区域经济差异超过一般均衡水平时，也就是说该国的区域经济差异相对较大，那么该国的总体城市化水平将低于标准水平；当一国的区域经济差异低于这个一般均衡水平，也就是说该国的区域经济差异相对较小，那么该国的总体城市化水平将高于标准水平。
5 d$ Q8 p; f; l% }8 ^& {; p7 E　　关于由于区域经济差异产生的总体城市化水平超前或滞后的程度，不仅与区域发展的差异程度有关，还与该国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水平所处的阶段有关。如果一国尚处在贫困阶段，总体城市化水平较低，那么其滞后或超前的百分点不会很大；如果一国处于发达阶段，总体城市化水平已经很高，那么其滞后或超前的百分点将可能较大。为了区分这种偏离的绝对程度与相对程度，引入“城市化率相对于标准值的相对偏移度”的概念，以下简称“偏移度”即：
; t" b. Y% t3 l# h  I+ I　　城市化率相对于标准值的相对偏移度=(城市化率相对于标准值的偏移量/标准值)×100%9 e# \! g& X9 V! I
　　对“偏移度”与人均GDP的加权变异系数进行回归分析，可发现相关系数更高，为0.687。中国的偏移量虽然只有-10个百分点，偏移度却更高些为-26%；英国偏移量虽为＋14个百分点，但偏移度却相对较低，为＋18%。, o4 f6 F2 b/ Q- k: W, m
　　 7 O! W8 L" t. i! K* }) o. b

0 e1 S' Z. R$ ]' C. a9 H* P& a4 m& t3 t' ^, n, q: P* T0 i7 Y) U- @
　　3 p" j3 Z' [. ]$ ^' J. }4 Y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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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　世界部分大国人均GDP的加权变异系数与城市化率相对于标准值的偏移量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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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H6 ^+ u% U, B$ T. u5　我国的区域经济差异与总体城市化水平, X4 O. ~7 n- V1 o
　　5.1　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现实考量——中国区域经济差异是否过大1 N. ^( }8 v/ ~2 _
　　如前所述，中国是一个区域经济差异相对较大的大国，总体城市化水平相对于一般模型标准值来说也是有所滞后。在明确这一前提下，下面要着重探讨的是中国的区域经济差异与总体城市化水平滞后之间的具体关系。
9 S0 k6 k, z2 h5 Z　　首先，对区域分析的划分单元进行界定。中国的地区存在着多种划分方法，如：两大区法——沿海、内陆地区；三大区法——东部、中部、西部；六大区法——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七大区法——远西、北部腹地、南部腹地、中部腹地、中部核心、北部沿海、中部沿海、南部沿海；八大区法——黄河下游区、辽吉黑区、长江中下游区、东南沿海区、晋陕甘宁区、川黔滇区、蒙新区、青藏区；三十一区法——全部省级单位等。
8 Y/ R% {8 d, f. @2 X' z　　笔者主要采取省级划分方法。这是因为，一方面当区域划分扩大时，真实区域差异的大小将会估计不足(进行大量合计时其中差额往往会被平均掉)。另一方面中国的每个省区已经非常之大，每省平均拥有4000余万人口，比很多国家的总人口都大，其面积也很大。观察单位高于省级行政区将导致忽视应该考虑的区域内部差异性。9 c1 o$ E  b" E; S; b* n
　　在统计省区数据时还特别计算了在剔除京、津、沪三市后的指标变化[14]。而1990年重庆还未改为直辖市，为了数据的一致性，将2000年的重庆市与四川省合并计算[15]。2 n! i) f* J6 J
　　图6　2000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城市化率与人均GDP4 A9 ^: j2 l, j7 I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
4 y% r+ l9 t+ e& d　　在此，首先需要讨论的是中国的区域经济差异是否过大的问题。以此作为进一步实证分析的前提和基础。
' i2 d0 V' r) t2 C$ {, f　　中国一直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大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政府接手的是一个经济畸形、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16]。新政府立意解决生产力与收入分配均衡问题。在毛泽东时代，拥有强大财政汲取能力的中央政府强有力地控制着资源配置的地理分布，投资政策明显倾向于边远和落后地区。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今天，许多人相信，就全国以往的增长而言，在改革开放以前，毛泽东的政策是以效率换来了平等[17]；而自1978年开始，中国改变了政策导向，把重点从平等转移到效益上来，加上经济开放与市场化经济改革，从此进入了中国现代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迅速增长。就绝对水平而言，所有地区的经济条件都有所改善。不过，地区间的不平等却进一步加深了。特别是在放权和财政包干等政策下，中央政府不仅在政策上允许区域的不平衡发展，而且中央政府对资源的实际配置能力也较从前大为下降。作统计分析，可对我国各省级行政区[18]间的经济与城市化水平的发展差异有一个直观的揭示(见图6)。+ z' [; m. W) m2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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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X+ B5 D$ X6 I* }& U, o6 W: X2 ?3 R　　图7　中国省级层面人均GDP标准差(衡量绝对差异)的变动情况(1978～2000)
$ A! F2 t+ W3 {7 Z  Z　　既然在一国的发展过程中区域经济差异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还存在着不平衡增长学派的倒“U”型曲线假说，认为经济发展必然经历不平衡程度的先扩大再缩小的过程，那么我国现阶段的区域经济差异程度与其它国家相比是否过大呢[19]？从表3中世界各人口大国区域差距的国际比较情况可以看出，与所有其他国家历史上差异最严重的时期相比，中国的区域差异都要大得多。即使剔除京、津、沪，中国的区域差异仍比其他多数国家大得多。
( u6 g+ q) u2 K( ?. o) _: ~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人口基数极大，德、意、英、日等许多国家的人口仅与中国的一个大省相当。而地区差异的衡量结果与尺度相关，合计水平越高，对差异的估计程度越低。可以说，上述的分析仍低估了中国的差异程度，因为指标是先在各省内进行平均后再进行比较的，因而中国的实际区域差异水平要较表3显示的更大。

不仅我国区域经济差异水平相对于世界上其它国家来说是相对过大，并且我国区域经济差异还在扩大发展。并且引发了政治上的关注及中央政策的调整。# S6 J! k1 T; P' x' b- N) x
　　图7与图8表现了1978～2000年各地区人均GDP的标准差与变异系数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就经济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而言，各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是不断扩大的。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的绝对差异是持续扩大的。只是初期扩大的速度相对较慢，1990年代以后扩大的速度加快了。由于人们对绝对差异的感受往往更为明显，这种情况符合人们对区域差异的感性认识，也就是说我国的区域差异持续在扩大。, o7 e& f- c# o( c5 Q
　　而就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差异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的加权相对差异经历了先减小、后扩大、再减小的过程。也就是说在改革之初，相对而言落后地区比发达地区发展得快；而在1980年代后期以后，发达地区则发展得更快。并且统计数据还表明，后期加权相对差异的减小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口向发达地区的转移，以及每个大区内部的趋同造成的。也就是说东部、中部、西部大区域各自内部的发展水平趋同了，但东、中、西部之间的差异并没有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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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　中国省级层面人均GDP变异系数(衡量相对差异)的变动情况(1978～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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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　各省区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对城市化的边际带动作用关系图(1990-2000年)
3 n  f9 _# e$ N1 e+ j, O0 `　　5.2　各省级地区经济增长对城市化水平的边际带动作用递减
2 _- _" b+ I3 ?6 G　　根据上述的分析结论，可以假定，相对发达的省级政区的经济发展及人均GDP增长，对城市人口增长的边际带动作用相对较小。在此，引入一个“经济发展对城市化的边际带动作用指数”，它指一个地区在一段时间内新增的城镇人口所对应的新增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单位为人/万元。它反映着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对城镇化的边际带动作用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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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9 b! C: \. _" t　　表4反映了在1990～2000年的10年里，各省级政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所带来的城镇人口的增长效果。
2 M: ~  S9 @7 i. Z6 V　　对代表经济发展水平的2000年人均GDP指标与经济发展对城市化的边际带动作用指标进行相关分析，相关系数为-0.547，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度较高。两者构成的散点状况见图9。
+ I' p& y- |8 e8 e　　上述分析证明了经济发展对城市化的边际作用递减原理。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省级地区，1990～2000年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所带来的城镇人口的增加量越少。$ U; G" l5 @3 v7 ?
　　而我国的经济发展区域差异很大，发展主要集中于已经很发达的东部地区。在1990年2000年的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东部地区的贡献分别占到了54%和59%，而其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仅为41%与42%。由于经济发展大量集中于已经较发达的地区，而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城市化的边际带动作用已经趋小，从而就总体而言，导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5 s+ I; Q2 y: w6 y# ^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各省级政区内部的经济发展差异过大也会对总体城市化水平产生滞后的影响，其原理应是与省级层面上的规律特征相一致的。我国的省区内部的二元经济现象也很明显，省级政区内部经济发展差异对总体城市化水平的影响也是客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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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着重分析了区域经济差异程度对总体城市化水平的影响。区域发展差异过大将导致一国总体城市化水平的滞后。这是由于经济发展对城市化的边际带动作用递减规律，特别是对于大国而言，相对较大的区域差异将对整体城市化产生滞后效应。这一认识将有利于更为全面地理解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滞后的成因以及制定相应的战略。" w0 J+ O  X1 U# N4 `! E
　　城市化战略的制定也不能搞“一刀切”，需要基于不同区域的发展阶段、发展特点，制定相应的、差别化的城市化目标与战略，形成一个复合的战略体系。对城市化滞后的原因也有必要全面的考虑，如区域差异以及产业结构与效率等因素的调整往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避免急于求成、就城市化论城市化地搞推进“运动”，揠苗助长可能会导致相反的效果。* a5 C/ a4 n, ~, f1 \: _; T
　　尽管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区域差异是不可避免的，在发展的较低级阶段需要以效率优先为原则配置资源，但过大的差异终将损害总体的发展。**总理在200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方针，这表明我国政府已经高度重视这一方面的问题。